中国加强对整个市场竞争秩序监管在华外企临考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1 17:42:25 阅读：次来源：门护栏厂家

中国加强对整个市场竞争秩序监管在华外企临考

刚大学毕业的张君（化名），最终选择去一家位于中关村的互联网企业工作。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刚来北京上大学时，大家都觉得毕业能进外企最好，待遇不错又体面，师兄们就业首选也都是外企，“但现在我觉得稳定的央企和有潜力的创业型企业更好”。

中华英才网发布的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调查报告显示，国企超过外资企业成为大学生未来就业的首选雇主，对外企的求职偏好正呈现下降趋势。此前多年，外资企业始终是大学生就业首选。

这样的转变背后，折射的是曾无限风光的外企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随着税收统一，超国民待遇逐渐消失；中国加强对整个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管，很多携垄断利剑攫取超额利润的企业受到重创，曾经高高在上的外企也在整顿之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本土企业的崛起，亦让外企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

中国欧盟商会今年9月9日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开篇即提到，属于在华企业的“黄金时代”正逐渐远去。

一部分外企正在撤离中国，但更多的外企则加大了在华投资行为和策略的调整，开始新的征程—或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或加重本土化策略。不仅如此，还必须实施合规管理，调整价格策略适应市场需求。

“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商业环境的改变，外企正面临新的考验，和中国企业站在了同一竞争平台，就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商业生态环境等作出准确的分析，对商业策略进行有效调整。”中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开放公平的新商业竞争生态

据新华社消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19日宣判，葛兰素史克被判罚金3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对外企违法经营开出的最大罚单。

8月2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对日本住友等八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处罚8.3196亿元人民币，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

在我国自2013年起高调发力反垄断调查，多家欧美车商名列被查名单之内。

8月4日，上海市食药监和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投资方—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其履行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等情况展开全面执法调查。

今年以来，曾经被各地政府“捧着”、“端着”高高在上的外资品牌，频密被曝违法违规经营—最严重的一类，是涉嫌垄断、产品质量安全和商业贿赂。目前，已经或可能登上“垄断”、“产品质量安全”和“商业贿赂”名单的外企，还包括三星、IBM、微软等。

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厦门举行的2014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中国依法查处的一批垄断、商业贿赂案，是中国政府改变“重审批、轻监管”方式迈出的重要步伐，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监管的重要举措，目的是营造更加国际化、法制化的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

对外资企业而言，开放公平是解析中国商业生态环境变迁的核心关键词。

“中国的市场已日益复杂和成熟，随着法规和制度逐渐完善，它会越来越具主导权，这也意味着外资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和商业文化或面临重塑。”一位不愿具名的外资企业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外资企业必须遵守日益完善的中国商业秩序和法律规范。

《华盛顿邮报》援引BDA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说法称，“也许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欧盟商会9月9日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认同这一说法，并给出理由：原材料、土地、环保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导致了财务业绩的下滑，外企在中国的收益和盈利增长放缓。

9月2日，美国商会发布的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报告显示，2014年超过60%的会员企业计划在华投资的增加额在10%以下，计划不增加投资的企业比例显著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24亿美元，同比下降48.8%，美国对华投资17.4亿美元，同比下降4.6%，欧盟对华投资35.8亿美元，同比下降11.2%，东盟对华投资34.2亿美元，同比下降19.2%。

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也有很多国家对华投资是增长的，部分有所下降，只是一种短期的数据波动，是正常的，未来仍乐观。

针对“外资正在加速流出中国”的分析，9月16日沈丹阳回应：“没有数据来支撑这个说法，商务部正在研究相关的外商投资的投入流出情况和贸易的情况，目前没有特别异常的变化。”

外企黄金30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很难想象，1987年肯德基在我国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开业时有如此盛况：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北京市政府领导均出席仪式；等待用餐的人太多，不得不求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肯德基如今在中国已开出4669家餐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口可乐、波音、IBM、日立、壳牌、埃克森石油公司、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大众、英特尔、标致、肯德基、摩托罗拉、宝洁、麦当劳、微软……各行各业的跨国巨头们亦陆续进入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向外资逐步敞开市场，期待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微博）表示，外企之所以踊跃来华，主要在于中国对外资出台了财税、土地等政策优惠，还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因素。

2008年8月1日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的二十多年间，我国一直执行的是内外资的差异化税收政策，即对内资企业征收33%的所得税，对外资企业征收25%的所得税。

事实上，彼时中国市场环境下外资得到的政策倾斜不仅仅是所得税上8%的优惠。为鼓励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我国长期以来对这些外资还实施“两免三减半”。

这是一个让内资企业无限艳羡的政策：对生产、经营期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则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986年10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免缴国家对职工的各项补贴。产品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前款条件的，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旨在用市场换技术换资金。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资本、技术、外汇、管理经验都极度短缺的局面，当时这些政策对于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微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胡星斗也坦言：由于招商引资，尤其是引入外资巨头，被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在执行优惠政策时对外企更加宽松，外资企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额外的投资红利。

比如，针对前述“两免三减半”政策，新疆等西部地区执行时对外资采用的是“三免三减半”；外企还被减免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一些外企甚至通过公司结构设计，反复享受税收优惠。

2007年来自全国人大预算工委法案室的调查显示，河南省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7.72％，外资企业为14.81％。

外资企业在地方上更是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优惠，许多开发区的土地甚至以划拨方式免费给外企使用。除了财税、土地价格方面的优惠，外企实际上还享有政府审批程序、时间、外汇收支平衡等方面的诸多优惠。

在政策上享受超国民待遇，加之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大批外资企业在我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黄金时代”。这也加速了我国经济的腾飞，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一度源于外资的贡献。

数据显示，199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115.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引进外资达到400亿-500亿美元；到201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75.86亿美元（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同比增长5.25%；2014年上半年，这一金额达到633.3亿美元。

外资垄断的形成

外资企业利用在土地、税收等方面获得的优惠扶持，再加上自身在资金、技术、渠道、品牌等优势，在我国迅速获得市场支撑，并成为各行业领军企业。

小到奶粉手机，大到家电汽车，外资品牌无不渗透到了国人的生活，许多更是被诟病为“暴利”与“垄断”。

其中，我国汽车市场70%以上的利润被外资卷走。如本田汽车2009财年31.8亿美元净利润中，来自中国市场的占到近90%；汽车零配件价格高得离谱，北京奔驰C级W204零整比系数竟高达1273%。

有的外资企业在我国站稳脚跟，很快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利用这种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如收取不公平高价、搭售、拒绝交易、联合抵制等。

比如：让国产手机厂商苦不堪言的高通专利授权收费模式；微软的搭售软件和强买强卖问题；进口汽车长期的整车价格比海外市场高两三倍、4S店垄断渠道、零配件价格高企。

这些问题成了此轮反垄断调查的焦点。但此前我国反垄断法一度缺位，对外资企业的以上行为熟视无睹。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直到2013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反垄断这一手段的使用才逐渐娴熟。

正是如此，一些外资企业擅钻我国法规的“空子”。比如，根据2005年国内出台的《汽车产业政策》和《汽车品牌销售实施管理办法》，进口汽车流通经销服务领域普遍实施4S店为基础的单一模式。

汽车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外资车商就是利用这个法规条款，通过境外总经销商对定价权、零部件供应、售后服务等进行控制，导致进口汽车售价、配件维修价格十分昂贵。

在极端案例中，一些外资企业甚至介入法律制订的环节以谋取最大利益，如著名的郭京毅案。郭2008年8月落马前为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被指在参与制订外资法律法规中受贿。而在葛兰素史克之前，亦有外企或卷入在华商业贿赂风波，或陷入雇佣官员亲属以获取合同的争议。

另一方面，许多外企掀起了并购潮。以日化产业为例，丁家宜被全球第五大化妆品公司科蒂集团收购、大宝被强生收购、小护士和羽西被欧莱雅收购、丝宝被德国拜尔斯道夫收购。

“市场占有率靠前的几大国产品牌几乎都被外资收购，中国日化市场基本被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强生等欧美巨头垄断。”曾在多家化妆品企业担任营销顾问的日化专家冯建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我国医疗器械领域，外资企业已占有绝对的垄断优势。卡罗琳医院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相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三甲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设备基本都采自西门子、GE、飞利浦这些企业，在核磁共振、B超，准分子激光、耳蜗等很多细分领域，外资企业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我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产业的多数资产控制权被外资拥有。

技术和专利、知识产权，已是外企拥有垄断优势的一把利剑。利乐依靠专利曾占中国无菌包装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最高峰时每盒利乐包装牛奶利润的3/4 。2012年利乐全球净销售额已达111.55亿欧元(近900亿元人民币)，此数据接近中国三大乳业集团伊利、蒙牛、光明在该年营业额的总和。

“全世界这一行业的相关企业共四五十家，利乐的坏包率可以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而国内企业的平均水平是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三，利乐储存的时间也更长，利乐的产品技术与产品质量，国内企业至今无法赶超。”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过，利乐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算光彩。用王丁棉的话说，是“给企业下了个套”，先是半卖半送把设备送给需要包装设备和包装材料的乳企，还免费培训乳企使用，再靠包装材料、耗材来赚钱，这种“包装设备与包材捆绑销售”的模式也曾令利乐在市场上所向披靡。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日化、医疗器械、汽车零件、感光材料、计算机处理器等多个行业中，外资企业携资本或技术之利，拥有垄断或相对垄断的市场优势。

转型尖峰时刻

大型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遭受反垄断调查其实屡见不鲜，中国是刚刚学会“拿起法律武器”。在中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看来，这无疑给外资企业提出先的挑战，外企产品在中国的定价体系将面临调整，其原有经营策略和市场份额将面临变局。

胡星斗则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对外企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而反腐败调查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是利好”。

而真正让外企感受到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商业、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当时我负责北京的销售，叫销售主任，当年主要做消费者的教育和沟通，比如告诉他们什么是咖啡和奶粉，现在这个市场已变得很大，竞争对手林立，挑战和过去大不一样。”刚卸任雀巢大中国区总裁的Roland Decorvet向时代周报记者感慨。

“中国市场是以光速变动的，我们的动作要足够快。当然传统领域我们还有竞争对手，不仅是国际竞争对手，也有很多强大的本地竞争对手。”前百事大中华区主席Tim Minges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事实是，青啤、海尔、格力、联想、吉利、伽蓝、华为、阿里巴巴、娃哈哈等一大批本土企业，早已发展壮大，成为外企在各自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过去5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50%，根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规律，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力成本增速会超过甚至数倍于GDP增速。

随着税收、土地等政策的“超国民待遇”取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监管的完善，本土企业的崛起，外企将如何应对新的竞争态势？

崔瑜说，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从原来的单纯吸引外商投资，转换到更加注重营造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对外资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应该适当调整策略，运用协调好已经积累的资源，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在胡星斗看来，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过度消耗的低端投资类外企即便离开，在新的竞争态势下，外资企业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首先外企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好的产品引入中国，而不是落后产能；未来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产业、环境友好型的外资，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许多跨国公司会选择留下。”国际风险咨询公司IPSA International总经理Hugo Williamson说，他接触的外资企业都意识到如今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同以往不同，“若决定留下，就需要全面检视在中国经营方式和公司合规机制”。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合伙人Daniel Roules证实，自中国去年发力反商业贿赂、反垄断调查后，大部分外资企业开始提高对合规的重视程度，“除象征性的反腐训练，许多公司推出合规准则以教育员工，其中包括展开严格的反腐风险评估，以及采取有力的内部财务控制措施”。

张晓蕾是渣打银行在中国任命的第一位本土首席执行总裁。她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外资企业待遇国民化，外资企业需积极调整策略、改变布局，“如果策略调整得当，好日子还在前面”。